公知.公害.公敌(三)：中国“公知”铁心毁灭中国
　　
　　黎阳
　　
　　2015.10.31
　　
　　目录：
　　
　　中国“公知”铁心毁灭中国
　　
　　一.中国“公知”最恨中国
　　
　　二.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三.“公知”的不打自招
　　
　　四.中国“公知”毁灭中国谬论分析举例
　　
　　五.中华民族不劣等，中华文化不劣等，劣等的是中国“公知”，最劣等的是专门选择“公知”的人才遴选机制——“学而优则仕”
　　
　　附录：中国“公知”最恨中国、铁心灭亡中国言行举例
　　
　　一．中国“公知”最恨中国
　　
　　今日中国最大特色是“中国‘公知’最恨中国”——从没见过哪个“公知”说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半句好话，也从没见过哪个“公知”提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不破口大骂或冷嘲热讽——连“草泥马，祖国”都成了“行为艺术”。整天叫嚷“普世价值”、“爱”不离口的“公知”却最恨“爱国”，甚至发明了“爱国贼”这一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罪名”。(见附录)
　　
　　世界上还有谁比中国的“公知”更恨中国?他们能拿什么证明自己不是中国的敌人、不希望中国灭亡?——你不承认要毁灭中国，拿出事实来证明呀：你肯定过中国什么?你为中国的生存发展繁荣强大做过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行为捍卫过中国的利益?证据何在?
　　
　　当年连汪精卫都不敢说要卖国，只敢说“曲线救国”，至少还不敢否定“救国”、还不敢肯定“卖国”。如今中国“公知”用“普世价值”一下子就彻底颠倒了一切——根本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进文明扩展”，根本不存在卖国救国问题，只存在“接受先进文明”与“用野蛮抗拒先进文明”的问题。如此一来，卖国一下子变成了正义，爱国一下子变成了罪行，汉奸卖国贼一下子变成了“先进文明代表”，爱国者一下子变成了“爱国贼”，是非曲直一下子就倒了个个儿。相形之下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那种掩耳盗铃的羞答答简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远了。
　　
　　象中国“公知”这样自觉仇恨自己祖国恨到骨头缝里的例子，当今世界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二．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有些人简单以为“公知”如此这般是因为被外国收买了。这些人心太善，小看了“公知”。人家要毁灭中国并不是简单地被收买，而是利益需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行为。
　　
　　为什么说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第一，“公知”不创造财富，在社会经济体系里没有位置，完全靠“学而优则仕”玩弄规矩生存(详见本人所著《“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玩弄规矩意味着腐败，腐败意味着毁灭规矩，毁灭规矩意味着毁灭社会。“公知”对社会的作用等效于白蚂蚁对建筑的作用——蛀空一切，毁灭一切(用贾宝玉的话说，是“禄蠹”;用纪晓岚的话说，是“生死书丛似蠹鱼”;用鲁迅的话说，是“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总之“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制造“公知”的“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源。“公知”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破坏，意味着毁灭社会，意味着毁灭中国。
　　
　　第二，“公知”的私利跟中国的国家利益针锋相对——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公知”靠“解释世界”玩弄规矩生存，靠卖嘴扯蛋生存，在需要“改变世界”、遵循规律、动手实干的大环境中无法生存。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只能允许“解释世界”，不能允许“改变世界”。这就意味着：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独立自主的经济繁荣，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安全，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反侵略，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只有殖民地的傀儡政权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给毁灭中国、奴役中国的外国当傀儡，不需要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不需要维护中国统一，不需要侵略，不需要搞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不需要做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实事，只需要整天替外国侵略者卖嘴扯蛋维护统治，绝对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玩弄规矩”不“遵循规律”，绝对满足“公知”的利益。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巴不得中国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甚至毁灭，最不能容忍中国统一富强。
　　
　　越是天下大乱，“公知”的日子越好过：天下大乱意味着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意味着“公知”处于卖方市场，不管哪个军阀想得天下都得打出“学而优则仕”的旗帜拉拢“公知”。天下大乱才兴“三顾茅庐”，才兴“礼贤下士”，才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才兴“识时务者为俊杰”，才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才兴“朝秦暮楚”，才兴“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受害的是老百姓，受益的是“公知”。
　　
　　要是中国亡了国成了殖民地呢?“公知”的地位更有保障——不管哪国统治中国都得通过中国奴才，而还有谁比中国的“公知”更精通奴役中国老百姓呢?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公知”公然叫嚣“三百年殖民地”，这是他们整体的心里话，经过深思熟虑，绝非一时失言，也绝非个别人的一时冲动。
　　
　　中国越贫穷越落后，老百姓日子越难过，“公知”的日子就越好过——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公知”赏脸。“公知”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得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公知”的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一旦中国统一了，强盛了，实现现代化了，“公知”的日子就就不好过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普及文化，而普及文化就等于要了“公知”的命——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和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公知”们“星宿下凡”之类神话一下子就破灭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来一大截，当然极其失落。就凭这，“公知”也对毛泽东憋足了满腔怒火一肚皮鸟气。
　　
　　中国落后挨打，胡适、季羡林之类“公知”吃香，中国搞现代化，钱学森、邓稼先、屠守锷、罗阳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中国越强盛、越发展、越现代化，“公知”越混不下去——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是扎扎实实的进程，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实干，“公知”卖嘴扯蛋吃不开。
　　
　　亡国受欺负倒霉的是“劣等人”，不是“公知”，因此对“公知”无所谓，而强国救国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反而需要“公知”付出代价，因此对“公知”来说，救国不如亡国。
　　
　　第三，中国“公知”玩弄“改革”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获得了惊人的不义之财。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这些赃款才算“无主之财”，才能不被追究，自己才能安心。
　　
　　第四，中国“公知”几十年来玩弄规矩祸国殃民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再也无法掩盖下去。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才能避免承担责任，逃避被清算的下场。
　　
　　第五，中国“公知”靠用软暴力抢劫老百姓生存。要用软暴力抢劫老百姓就必须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必须通过“证明”老百姓“低劣”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如果中国统一强盛，就无法证明中国老百姓“低劣”。为了“公知”利益，必须使中国落后挨打四分五裂。
　　
　　所有这些利害关系决定“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要毁灭中国。不管有没有外国势力收买，不管给钱不给钱，中国“公知”都要主动地跟外国反华势力结盟、里应外合共同毁灭中国。
　　
　　三．“公知”的不打自招
　　
　　1.不打自招绝对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
　　
　　——“且不谈普世价值先，就说一点：我们凡事从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利益出发，这总是对的吧。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2.不打自招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
　　
　　2006年11月16日厉以宁给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学生做报告时讲了个寓意深长的故事：
　　
　　“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于是两个人都慌了，其中一个人赶紧蹲在地上，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这样跑得快啊。第二个人奇怪地问，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此人回答道，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脱掉鞋子爬上了树。老虎到了，树上的人它吃不着。老虎不会爬树，继续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
　　
　　厉以宁通过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处世法则：“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
　　
　　注意：普通的自私自利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老虎不吃我就行”;而“厉以宁法则”没有那么消极，而是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各显神通损人利己：一个是“人跑不过老虎不要紧，只要我跑得过你就行”，一个是“跑不过老虎不要紧，只要我上得了树你上不了树就行”，总之都是不消除危险，而是想方设法嫁祸于人，牺牲别人，保全自己。
　　
　　因此“厉以宁法则”的真正含义是“杀人不要紧，只要想方设法让杀人者杀你不杀我就行”。
　　
　　但是“厉以宁法则”真正的含义在字面之外：老虎这次不吃你，下次呢?一只老虎不吃你，一群老虎呢?——老虎尝到了人肉甜头，岂能只吃一次?老虎一旦食物不愁，岂能不繁衍成群?“不让老虎吃人”是一回事，“老虎不吃某人”是另外一回事，“老虎这次不吃某人”更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放纵老虎吃人，吃到你就是迟早的事。
　　
　　因此“厉以宁法则”实际有三层内涵：
　　
　　第一层是表面文章：“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吃不到我就行。”——“杀人不要紧，只要杀不到我就行。”
　　
　　第二层是真正用意：“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杀人不要紧，只要想办法让杀人者杀你不杀我就行。”
　　
　　第三层是实际效果：眼前效果是“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这次吃你不吃我就行”——“杀人不要紧，只要想办法让杀人者这次杀你不杀我就行”;真正的长远效果是：逃得过这次逃不过下次，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终都被老虎吃掉——最终都被杀人者杀掉。
　　
　　“厉以宁法则”充分体现了“公知”绝对自私自利价值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体现了“公知”的阴险歹毒：教唆人们认同杀人，认同“杀人不要紧，只要想办法让杀人者只杀别人不杀我就行”的损人利己;达到使人们“只看到这次看不到下次”、损人不利己、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最终被逐一宰割的后果。
　　
　　3.不打自招承认“公知”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截然相反——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民国很不幸，国家很弱，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大张鸣)
　　
　　——“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也算不幸之幸。”(《南方周末》：【天下远见】“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
　　
　　——194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对人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上述“公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乱世好，因为乱世有自由，而自由就是一切。
　　
　　乱世的确有自由。但乱世最大的自由一是“杀人自由”——杀老百姓的自由;二是“抢劫自由”——抢劫老百姓的自由。谁有权有势有钱谁就能自由自在地屠杀抢劫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对于老百姓来说，乱世是地狱——小民百姓靠创造财富生存。创造财富需要天下安定。天下大乱，自由抢劫，自由杀戮，小民百姓的生命和谋生之道劳动成果都朝不保夕，当然水深火热。因此对老百姓来说，乱世是大灾大难大恐怖，是“乱世人命不如狗”、“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对于抢劫财富的人来说，可以自由抢劫，自由杀人的乱世好得不得了。“公知”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当然极其欣赏乱世的可以自由杀人、自由抢劫的“自由”，当然觉得乱世是天堂——“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跟这么多好处相比，乱世的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杀老百姓自由”、“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天天打仗、就是混乱”……
　　
　　俞可平从反面证明：天下不乱才是地狱——“1949年”以前的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断，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也没发生过战争，老百姓再也没受过战乱之苦。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可见天下大治的中国比天下大乱的中国坏。
　　
　　对于“公知”而言既然治世不好乱世好，那当然应该不遗余力制造乱世——所以《南方周末》说“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所以人大张鸣说“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
　　
　　“公知”就这样生动地不打自招地证明“公知”的“好”与“坏”跟老百姓的截然相反。老百姓的“好”就是文人“公知”的“坏”——老百姓以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为“好”，以天下大乱为“坏”;“公知”正好相反：以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为“坏”，以天下大乱为“好”。这就不打自招承认“公知”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截然相反——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创造财富需要治世，掠夺财富需要乱世。“公知”不创造财富而靠掠夺财富为生，所以欢迎乱世、反对治世——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欢迎乱世、反对治世，所以证明“公知”不创造财富而靠掠夺财富为生。
　　
　　“公知”的这一切也体现了“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乱世自由杀人不要紧，只要让杀人者自由杀的是老百姓不是‘公知’就行”。
　　
　　既然上述的不打自招证明“公知”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截然相反——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既然“公知”绝对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既然“公知”坚决奉行“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乱世自由杀人不要紧，只要让杀人者自由杀的是老百姓不是‘公知’就行”，那还有什么理由指望“公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毁灭中国、不制造乱世?
　　
　　四．中国“公知”毁灭中国谬论分析举例
　　
　　1.“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马立诚)、“国恤民，民方能爱国”(陈有西)
　　
　　诡辩。你可以爱国，国不会爱你。你可以爱你的房子，你的房子不会爱你。你爱你的房子是因为你需要它生存。如果你不爱你的房子，你的房子损坏了，你就没地方生存了。你靠耕耘土地生存，你就离不开它。不管你爱不爱，土地都不会爱你。你爱，你耕耘，你就有收获，就能生存。你不爱，你不耕作，你就无收获，就不能生存。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你必然爱赖以为生的土地，而不以土地爱你为先决条件。国家也是如此。你靠国家的物质资源或人文资源创造财富而生存，一旦没了国家的这些资源，你就无从创造财富，就丧失了谋生之道。因此你必然爱为你的生存提供了这些资源的国家，而决不以国家爱你为先决条件。只有人爱国，没有国爱人。国不会爱任何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国是生存需要，不是感情交易。
　　
　　靠国家的资源创造财富生存就必然爱国，必须爱国，否则活不成。不靠国家资源创造财富生存就必然不爱国，没必要爱国。“公知”不创造财富，靠掠夺别人劳动果实生存。只要能掠夺，不管有没有国家都能生存。因此“公知”的生存跟国家存在与否无关。对“公知”来说，“爱国”不过是一桩交易：要我爱你，你得先爱我。怎么才算“爱”?我得有利可图，得有好处，得有先决条件件——“国家可爱”、“国恤民”。但既然实际上只有人爱国，没有国爱人，因此提出这些先决条件的真正意思就是“决不爱国”。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有“公知”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靠国家的生存而生存这样的社会存在和利益关系，才有“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国恤民，民方能爱国”等亡国理论。
　　
　　2.“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张千帆)、“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洪振快)
　　
　　爱国可以不爱某个政府，但决不会不要一切政府——爱国就必认同国家要生存就必须有政府，就必认同无政府状态必导致国家灭亡，就必认同应拥戴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国家的政府。只要认同这些，就必认同“爱国而不爱政府”的底线——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因为主权是国家的，不是某届政府的，只不过通过当权政府代管。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损害国家主权，就等于消灭未来一切政府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喜欢的政府”被消灭了，“喜欢的政府”也被消灭了，实际效果是无政府，而无政府意味着国家灭亡。因此“爱国而不爱政府”的底线是不得损害国家主权。一旦越过这条底线，所谓“爱国而不爱政府”就是假的，是用“不爱政府”对“爱国”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表面上赞成，实际上破坏，挂羊头卖狗肉，以“爱国不爱政府”的名义卖国祸国。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正面例子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围剿了十年，屠杀了十年，仇深似海，一点不会爱这个国民党政府。但面对日本侵略，不爱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立即停止内战，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走上抗日最前线——毛泽东说：“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民族存亡面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管过去有多少仇恨，不管如今有多少矛盾，只要你在外来侵略面前抵抗而不投降，那就支持你捍卫国家主权，就在这点上与你合作。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反面例子是汪精卫——把“爱国不等于政府”变成卖国借口，以“痛恨国民党腐败”为理由投敌当汉奸，还说这是“曲线救国”。如今“公知”在“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名义叫嚷“人权高于主权”，跟当年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没什么两样。
　　
　　3.“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茅于轼)
　　
　　真正的要害是“不得在武力或武力胁迫下丧失领土”的根本原则。一旦突破这个原则，就开始了一个不可逆过程。不管最开始的突破点有多么微不足道，结果必然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次是个无人荒岛，下次呢?再下次呢?鸦片战争割了个偏僻鱼港香港，之后呢?外兴安岭、乌苏里江以东、台湾、辽东、山东、东北、华北……雪崩一开始就休想收住。老祖宗的格言是“针锋相对，存土必争”。普京说：“俄罗斯虽大，却没有一存土地是多余的。”“想要领土只有通过战争来拿。”当然，所有这些用血总结出来的教训对茅于轼这类“公知”来说一文不值，因为他们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靠领土资源创造财富生存，自然不会把领土完整当回事，所以才会说“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4.“只有改朝换代，没有国家灭亡”、“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只是换个良民证，朝廷换了，跟老百姓无关，并无不可。”
　　
　　这种话对“改朝换代”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人才有意义，对改朝换代中死掉的人毫无意义。“公知”实际企图用这种论调让老百姓产生错觉，以为改朝换代跟自己的生存没什么关系，或者说，以为自己一定是改朝换代的幸存者而不反对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然而严酷的历史事实是：改朝换代必导致大动乱、大屠杀，普通老百姓生存的几率并不大。
　　
　　这就如同告诉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你们这艘船沉了没关系，还可以乘到更好的船。实际上这种只对少数幸存者才有意义，对绝大多数人遇难者毫无意义。“公知”这番话等于让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会是幸存者而不反对沉船，而等当船真沉没时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
　　
　　5.“独裁者没有内政”(韩寒)、“人权高于主权”
　　
　　一个国家的内政属于国家的人民而不属于独裁者。主权、内政有明确的客观标准。“人权”中的生存权有明确的客观标准。“普世价值”的人权没有客观标准。
　　
　　“独裁者没有内政”、“人权高于主权”把本来一清二楚的客观是非标准变成了模糊不清、可以操纵、可以凭主观夸张任意编造的东西——“不干涉内政”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没有任何曲解隐藏的余地：干涉就是干涉，不管以什么借口都一样。而“独裁者没有内政”、“人权高于主权”则不然：“独裁者”不“独裁者”、“人权”不“人权”等等都可以开动宣传机器胡搅蛮缠凭空捏造，没什么客观标准。其结果是谁势力大谁就可以制造出借口搞侵略。
　　
　　外国强权既然有权判断你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独裁、该不该被消灭，那也就有权决定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能力组成国家、有没有能力生存、有没有权利生存……
　　
　　“独裁者没有内政”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内政。既然没有内政，那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能力管理自己。既然没有能力管理自己，那就意味着应该由“有能力管理”的“优等民族”来管理——欧洲殖民者占领美洲、灭绝美洲印地安人，其理论根据归根到底就是这个逻辑：“先进文明对野蛮文明的征服”。
　　
　　当年英法火烧圆明园的“理论根据”就属于“独裁者没有内政”——你满清是独裁者，没有内政，所以我火烧圆明园有理，这不是侵略，而是“代表文明惩罚野蛮”。日本侵略中国呢?根据也是“独裁者没有内政”——你蒋介石是独裁者，国民党腐败无能，所以没有内政，所以需要我大日本皇军来替天行道，“进入”中国搞南京大屠杀、搞三光政策，这都属于“独裁者没有内政”、“人权高于主权”。
　　
　　“独裁者没有内政”、“人权大于主权”使一切汉奸理论相形见拙——汪精卫搞“曲线救国”，至少还保留了个表面上的理由——“救国”。“独裁者没有内政”、“人权大于主权”则连“救国”这个表面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把国家当破烂扔，喊出了连汪精卫都不干喊的口号。如此穷凶极恶胆大包天，也只有“公知”才干的出来。
　　
　　6.“咱一没有出让国家领土，二没有出卖国家主权，三没有把国家的财产随便送人”、“我们连这个国家的一根毛都卖不了”(人大张鸣)
　　
　　第一，偷换概念，把问题的性质引向“卖国”，回避“毁灭中国”这一真正要害。
　　
　　第二，玩弄“程序正义”的诡辩，给“卖国”设定了严格的程序：只有在白纸黑字的马关条约之类割地赔款的契约上签字画押才算卖国，其他的一概不算。
　　
　　“公知”的利益需要是毁灭中国。为了毁灭中国而与外部侵略势力里应外合。损害中国利益既符合外部势力的需要也符合“公知”自己的利益需要，既是一种利益交换也是利益“双赢”。利益交换本身就是一种卖国行径，不管是否签约，本质都一样，说“卖国”也不冤枉。但罪行并不仅限于卖国。还必须加上祸国殃民毁灭中国。
　　
　　7.“汉奸有功”、“汪精卫当汉奸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
　　
　　——“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茅于轼)
　　
　　——“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张千帆)
　　
　　——“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得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信力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总有一天是会推翻的!”(章诒和)
　　
　　——“投降也是一种勇敢，如果明知打不胜，还让无数儿女去当炮灰，这难道不是犯罪吗?”“汪精卫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吴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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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上敌强我弱时不死守硬拼、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允许的、正确的、正常的。但“敌人占领”是一回事，“敌人占用”是另外一回事。“占领”是负担，敌人在所占之地只有支出没有收益，只有消耗没有补充，收支帐是负数。“占有”是利用，敌人在所占之地不仅有支出，而且有收入，消耗变成了消化，收支开始抵消甚至盈余。只要敌人不能从所占之地有收益，战争就是敌人的负担，其国力元气就只能被不断消耗，就无法赢得战争，战略上就输了。而一旦敌人能从所占之地有收益，就能以战养战，就能扭亏为盈，就能持久打下去，战略上就赢了。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仗，不怕国土被敌人占领，就怕国土被敌人消化。而战争对敌人是消耗还是消化的关键在于有无汉奸伪政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实际打的是后勤。而汉奸伪政权的最大危害是为敌军解决了后勤问题——日寇连续作战的能力并不强。在大部队行动时，虽然也能进行昼夜连续的强行军和作战，但持续时间一般只有两三天。日寇作战部队自身携带的弹药和粮草有限。没有汉奸伪政权，日军打仗一切都得靠国内运，靠自己抢。日军的抢劫虽然残忍恶毒，效率却不高。中国人都知道日军杀人不眨眼，往往成村成村的躲避逃走——据东史郎的回忆录，抗战初期日军的物资极为紧张，很多时候基本都靠沿途搜刮农民已经逃走光的村子所得。由于农民大多已经逃走，日军有时候有能够找到一些粮食，有时候根本找不到，只能挖农民地里面还没成熟的农作物吃，苦不堪言。是汉奸汪伪政权帮日军控制了大片地区，替日军从容地从农村掠夺大量的粮食、农产品等物资、征用劳工。以前日军要靠杀烧抢掠，才能抢到一些粮食，现在仅仅通过伪政权，就能十倍实现这个目的，使日军的供应从有上顿没下顿的不稳定状态变成持续不断的稳定状态，从此如虎添翼，等于增强了日军数倍的实力，得以以战养战。
　　
　　没有汉奸伪军，日军占领区的警戒守备、维持治安等任务都不得不让野战主力部队来做，这不但导致兵力分散、使一线作战部队兵力锐减，而且使精锐部队战斗力迅速下降，实际制约了日军扩大战争的能力——就普通治安来说，原本日军占领区都是日军管理。由于日军野蛮凶恶，又烧杀奸淫，当地治安一般都很乱，一般城镇中间不论大小铺子基本都关门，社会各种反抗不断。这种情况下，日军就要分出大部分精力来用于后方城市的驻防工作。比如武汉会战前期参战的日军部队中好几个师团，本来都是在日军占领的城市里面驻防的。
　　
　　而有了汉奸伪军情况就大不一样——汉奸伪军没有战斗力，但足以对付老百姓，这就使日军的主力精锐部队得以腾出手来专门用于野战进攻。因为有汉奸伪军的配合，本来日军攻占不了的地方如今能攻占了，本来可以避免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如今被屠杀了。“公知”对此视而不见，反而赞美汪精卫等汉奸“保护了沦陷区老百姓”，这体现的是“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日军屠杀中国人不要紧，只要让日军杀别处的中国人不杀我这里就行”。更确切地说就是，汪精卫等汉奸的“保护老百姓”实质是用成千上万条别处中国人的命换取自己一条命。
　　
　　“公知”只说保住的这一条命而不提被杀的那成千上万条命，以此证明“汉奸救人”、“减轻人民的痛苦”，还振振有词：凭什么要我为国家牺牲?——你有权保自己的命，因你当汉奸而被腾出手来的日军杀死的成千上万人更有权保自己的命。你为自己的命而要他们牺牲，人家同样有权为自己的命要找你算帐。这种算帐就叫“惩罚汉奸”。你有你的理，人家有人家的理。究竟谁的理算数就由不得汉奸“公知”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了。
　　
　　对日军的侵华战争来说，没有汉奸，战争是负担，是消耗，收支帐是负数;有了汉奸，战争是利润，是消化，收支帐是正数。因此汉奸是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成败的关键。
　　
　　对日本鬼子来说，一个日本人如果不愿杀中国人仍然可以有存在价值，而一个汉奸如果不愿杀中国人就没有存在价值。这就决定汉奸对中国人比日本鬼子必须更狠、更坏、更恶毒，必然更狠、更坏、更恶毒，否则就不能生存。
　　
　　吴祚来们说：“汪精卫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对。对汪精卫和一切汉奸的评价问题不是历史问题，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生死问题——只要肯定汪精卫和任何汉奸，就等于给吴祚来等“公知”们预先颁发了“卖国许可证”，更确切地说，是运用“厉以宁法则”的“杀人卖国许可证”——“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别人不吃我就行”——“外国鬼子侵略中国杀中国人不要紧，只要当汉奸顺民带路党帮侵略军杀别的中国人不杀我就行”、“只要能用成千上万条其他中国人的命换我一条命就行”——既然当年的汪精卫和汉奸们能如此，为什么今后的“公知”不能如此?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同一个逻辑吗?所以对汪精卫等汉奸的评价问题明为历史，实为现实，更为将来。说“汪精卫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公知”玩弄规矩、玩弄学术的阴险陷阱。善良的人们只要认同汪精卫或任何汉奸，就等于预先给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画押——我允许“公知”将来可以按照汪精卫或任何汉奸的先例，运用“厉以宁法则”嫁祸于我、牺牲我去换取他的生存。如果不但认同“汉奸有功”，而且还被“公知”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对“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漂亮，才情，人品”、“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之类娓娓动听欣赏赞叹不已，那就等于阿Q再世——在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画圈还直担心画得不够圆。
　　
　　五．中华民族不劣等，中华文化不劣等，劣等的是中国“公知”，最劣等的是专门选择“公知”的人才遴选机制——“学而优则仕”
　　
　　中华民族不劣等，中华文化不劣等，劣等的是中国“公知”，最劣等的是专门选择“公知”的人才遴选机制——“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的体制是教育人应付考试的体制。“学而优”意味着善于应付考试。“应付考试”的本质是“应付规矩”。“应付规矩”的本质是“玩弄规矩”。“学而优”=“善于应付考试”=“善于应付规矩”=“善于玩弄规矩”;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只有善于玩弄规矩的人才能掌权”=“能掌权的人都是善于玩弄规矩的”。
　　
　　“玩弄规矩的”一旦当权必须把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踩在脚下，必须“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不怕国家落后挨打，惟恐国家强大社会发达”，必须靠腐败治国，必须内斗不休，必须.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吃里爬外，卖国求荣。只要“玩弄规矩的”掌权，社会走向腐败、崩溃与动乱就是不可避免的。
　　
　　“公知”是“学而优则仕”的产物。“学而优则仕”是最坏的人才遴选机制。“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源。只要“学而优则仕”即文人“公知”当权，中国社会就无法摆脱周期性动乱的死循环。“学而优则仕”不仅是中国社会陷入周期性动乱死循环的根源，而且是中国文化一切糟粕的根源。(详见本人所著《“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
　　
　　只有铲除最坏的人才遴选机制——专门选择“公知”的“学而优则仕”，才可能真正解决“公知”=“公害”=“公敌”，才能使中国跳出社会动乱周期律，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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