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和在《合法腐败与腐败的社会化》一文里,提出了一个“合法腐败”的概念。他举了2007年1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揭露了的一位高级领导同志的儿子□□空手套白狼,攫取巨额财富的案例:最初,□□从银行贷款7000万元,买下山西一煤矿。然后请评估公司将煤矿评估为7.5亿元,按此价格把煤矿卖给山东鲁能集团,还了7000万元贷款以后,此人赚了6.8亿元。用同样手法操作几次,他就赚了33亿元。山东鲁能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2006年实行“转制”,□□和他的朋友□□□,用37.3亿元买下了鲁能91.6%的股权,而鲁能的实际价值高达1100亿元甚至更高。《财经》杂志揭露此事一年后,在中央的干预下,原来以37.3亿买给他的鲁能集团股权,国家又以85亿元溢价买回来。这一买一卖,□□又赚了48亿元。
在以上过程中,□□的每一步行为都貌似是“合法”的:银行贷款是“合法”的;买下山西煤矿,一家愿卖另一家愿买,是“合法”的;资产评估请的是有国家认证评估资质的公司做的,也是“合法”的;按评估的价格把煤矿卖给鲁能集团,也是“合法”的;国有企业“转制”是按照党中央深改政策因而收购鲁能的股权也是“合法”的;最后鲁能集团又把股权买回来,是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合法”的。
但是,普通人不可能做成这一系列奇迹般的买卖,而□□在他父亲的庇荫下却顺利地、“合法”地展现他的所谓“商业奇才”,白手起家,迅速变成亿万富翁。
朱振和说:现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攫取了国民收入的90%以上。以权贵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怎样敛聚财富的呢?人们以为他们只是通过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而非法敛财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这样通过“合法”的或是潜规则的的途径攫取的。例如,土地财政、国有企业的垄断、大批“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变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巨额国有资产转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贪污腐败,但是这些都披着“合法”的假象。薄熙来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敛聚了上百亿、几百亿的财富,可是在公开审判时,他们贪污受贿的金额却只有区区的几千万元。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差距?因为那上百亿、几百亿,是这样“合法”取得,不被认定为贪污腐败。
朱振和提出的这个“合法腐败”概念和他列举的“鲁能”、薄熙来、刘志军诸案的真实情况,令我感到十分惊恐,这要比一个亿万级的贪污犯还要叫人胆战心惊!
我们一定要解决“合法腐败”问题。否则,象习李现在这样一路“反腐”下来,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贪官抓了不少,但是导致腐败的制度土壤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新的甚或更严重的腐败必然不断产生。那样“反腐”只是走过场,只徒有虚名糊弄民众,而实际上保护了腐败的制度和深层的腐败。
旧制度之“破”、新制度之“立”,必须与反腐同时进行;不能等腐败“反”完了再考虑制度的建立。破一腐败大案,就要趁热打铁,围绕此案,研究其所以发生的制度缘由,改旧从新,建起新的规程。逐案积累,最终达到制度的焕然一新,所有“不义之财”都被剔除出“合法”范围。
社会土壤的改造和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群众监督。反腐一定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不能害怕群众起来。相反,必须大张旗鼓,发动亿万民众参与;反腐而束缚民众手脚,总想限制群众监督于指定范围,单靠专门机关、走专家路线,必将遗患无穷。正是应当在广泛的反腐斗争中,使民众知道自己的利益与权利所在,走出“浑浑噩噩”的状态,学会监督并且敢于监督,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公”,成为公民,而不是只看领导脸色行事的“唯唯诺诺”的奴仆,摆正官民关系,把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这样才能为宪政民主打好基础。而只有实施宪政民主,使政府官员完全受制于宪法与法律、受制于民众监督、民选民管,真正落实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法律至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因此,即使光从“反腐”角度说,实行宪政民主,也是救国的必由之路,无可回避。(作者:李蔚)
延伸阅读:官场腐败大多是合法腐败
郎咸平教授在他的新书《“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谈到官场时直言:过去十年间,大陆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了11倍,年轻人渴望当公务员,源于非常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当官成了快速致富的方法。书中分析了与收受贿赂完全不同,更加“高级”的三种腐败形式: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和卖官鬻爵的腐败。
2003年公务员报考人者最后通过审核的有12.5万人,平均23人竞争一个职位;2013年最后通过审核的报考者达到152万人,平均80人竞争一个职位,统计局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的科员这一个职位竟然有9,470人竞争。
报考公务员的主要是应届毕业生,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与大学生热衷考公务员相比,美国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是3%,法国是5.3%,公务员在日本人的求职意向中排在第53位,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评为二十大厌恶的职业之一。
书中引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话称,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因此官员职业在俄罗斯受欢迎,说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18~30岁的年轻人里,有一多半的人觉得“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
为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书中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非常严重的腐败类比。当时法国的腐败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
——指官员通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贪污。操作方法是官员靠“中间人”或在国企内培植个人亲信受贿。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例,刘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牵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
第二类,审批式腐败
——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为拿到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批条,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
第三种,卖官鬻爵
——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入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买官的投资通过卖官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了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后查出,有303个官员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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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刘志军出事后才发现的一系列惊人数据
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价呢,价值1个亿。
反腐的话题天天讲,我们这次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切入。各位晓得过去十年间,我们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了多少倍吗?11倍。
——2003年最后通过审核的报考人数是12.5万人,考中比例23∶1
——2013年有152万人通过了审核,考中比例80∶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国家统计局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的科员)考中比例达到了9470∶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是主要报考人群,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新加坡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是2%,美国是3%,法国是5.3%,公务员在日本人的求职意向中排在第53位,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选为二十大厌恶的职业之一。再看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
我想问各位,你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职业取向,是正常的吗?我在这里引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一句话来回答:“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我们必须正视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好像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很多吗?付的也不多。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因此官员职业在俄罗斯受欢迎,说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
再告诉各位,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18~30岁的年轻人里,有一多半的人觉得“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这么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很渴望当公务员,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思路源自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这三种腐败形式和过去我们理解的收受贿赂完全不同,它们更加“高级”,下面给各位仔细分析。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
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
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没错,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说是把支出式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中国官员进行支出式腐败的方式,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依靠“中间人”进行寻租。
举个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怎么做的?2007—2010年期间,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穿针引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我们的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在2013年9月开庭受审的时候,这笔钱算作了她对刘志军的贿赂。
第二种,在国企里培植自己的亲信,直接收取贿赂、就地分赃。
举个例子,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把企业里的各个“肥缺”,比如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各位晓得吗?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逐年递增的支出确实每一笔都有必要吗?这里面又有多少支出被用来当作了权力寻租的鱼饵?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也就是审批式腐败。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
然后来看我们存在的审批式腐败。以原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为例。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但是一直通不过发改委,准确地说是刘铁男的审批。到2012年,眼看电厂还是批不下来,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去说情还是没有结果。直到当年刘铁男去湖南考察,政府的一、二把手主动请托,才终于拿到了刘铁男批下来的一张条子。这之后,要对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还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一趟流程走下来,需要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才能最终建成电厂。
最后是第三种,卖官鬻爵。
以刘志军为例,何洪达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贿赂刘志军,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继续贿赂又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入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最后还成了他的“马仔”。
这还没完,何洪达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他在1997—2004年之间,先后帮哈尔滨铁路局的6个基层和中层干部,实现在该局内部升迁。还有一些他掌管下的“肥缺”,比如自备车管理办公室主任、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等职位,在他手里卖出过很多次。何洪达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如果把他曾经给过刘志军的10万美元当作“原始资金”,那何洪达的“卖官”投资渠道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
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价呢,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之后,有303个官员受到牵连。我认为新闻报道中说罗荫国受贿7000万,这个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
看了刘志军、何洪达和罗荫国的例子,我们的政府必须严肃处理卖官鬻爵式的腐败,否则让卖官成为一条“产业链”,将可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贪污腐败模式。贪官遍布各个部门、岗位,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还有卖官鬻爵将更加普遍化,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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